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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眼三十七年了。這之間我做過許多事，國際的、本土的、有薪的、無給的，但是直到今天，這份初衷，這份熱情，沒有改變。如果要問，這一生到底什麼力量在驅使我不斷前進？我想，就是這個信念。

我從來不認為推動觀光旅遊，是為一家公司賺錢或為個人求舞台，更從來不曾把它當作我的目標。我始終相信，觀光旅遊有更重大的意義，就是和全世界做朋友，而且是讓台灣和全世界做朋友。這是我這一生最大的信念。

一九七八年，迪士尼計畫到亞洲設館時，請了國際知名顧問公司的副總裁陪同，到日本、台灣、香港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泰國走一圈，調查各國市場。台灣成了調查中的一站，他們也鄭重其事的約我。當時我是美國運通的總經理，在他們心目中，等於是美國企業瞭解當地旅遊的專家。

在談話中，他們很專業的了解台灣的各種數據、資料，也問我：「這幾個國家中，你認為哪個城市最適合？」
我當時幾乎是武斷的說，「那當然是台灣。」對方問我為什麼。
我一一分析——以土地取得來說，台灣的地價比日本便宜。從薪資水準來看，台灣的工資比日本低很多，還有不少失業人口。就地理位置而論，台灣比起日本更接近東南亞，更方便所有亞洲旅客來遊覽。而香港、新加坡比較小，泰國、馬來西亞、菲律賓經濟不夠好。

「這是一件不必用大腦就可以決定的事，」對著他們的大陣仗，我這樣結論。
看對方也提筆忠實的記錄下來，我心裡想，台灣應該大有希望。
一段時間後，迪士尼正式宣佈新址。謎底揭曉，地點不僅在日本，而且是地價最貴的東京附近。
我非常納悶，並且暗自認為，這些國際集團和知名專家的判斷，也不過爾爾。

過了幾年，因為我對台灣觀光發展的重視，被推舉代表台灣參加亞洲旅遊協會（PATA），成為開發委員會的委員。這個組織網羅全世界的旅遊權威、開發權威，也包括統計調查的權威，一起輔導不同國家的開發專案。我看了巴里島的規畫案、協助尼泊爾的古蹟保存、東馬的開發……，每次都接觸很大的案子。

這個委員會其中一員，正是當年那位迪士尼調查公司的副總裁。
我看到他，就說：「你欠我一個答案！」
「當初你來問我迪士尼樂園的事，我告訴你一定是台灣。我很納悶，為什麼你們最後不選台灣，而選東京？」
這時候他很坦白的告訴我：「當時雖然我們做了一趟很冗長的調查，但是，那幾乎是一個不用大腦就能看到的結果。」我心裡一震，問他為什麼。

在迪士尼的經營規模中，一個遊樂園的營運要持平，一年必須要有六百萬到一千兩百萬的入園人口。因此，最重要的考量是，遊樂園必須設在經濟成熟、人口密集的市場的中心。也就是說，這個地區必須經濟能力夠強、人口數量夠多、地理可及性夠好。

那時候，環顧全亞洲，日本的經濟領先所有國家，而且人口有一億。當時台灣人口大概還不到兩千萬，平均所得也不高。而且，東京是亞洲最大的都市，在它附近，遊樂園立即擁有最大的基本消費族群：學生常常結伴去同樂，家長有空就帶小孩去玩耍。至於其他國家旅客的消費，那已經是次等的考量。畢竟搭飛機成本高，這樣的人只是少數。那一刻，我感覺自己無地藏身，非常慚愧。
原來，當我們主觀地以自己的角色看事情，而沒有專業深入的瞭解，認知可以有這麼大的差別。
從那之後，我再也不敢那麼放肆武斷的判斷專業的事情。

我有幸在過去，代表台灣參加亞洲旅遊協會。我的角色之一，是要為國家廣結善緣，我同時也掌握機會，參加了協會中的各種委員會：開發委員會、古蹟保存委員會、市場行銷委員會、選址委員會……，因而可以和各國、各領域專家共聚一堂，聽到他們的討論。
原本以為我只是受邀為這個組織貢獻經驗，但是在付出之外，我發現，最大的收獲者反而是我自己。
這幾年，我常看到官員、民意代表，本著對地方的愛做了不少規劃，但是因為沒看到大方向或經驗不足而被誤導，開發失敗了，土地也破壞了，實在非常可惜。

因此，我覺得我應該把自己的經驗，有層次的介紹出來。
所有開發專家在會中談到的，都是整體定位的問題，先創造願景，然後跟著執行。而執行，又牽涉到如何規畫。
在這本書裡，我也希望能這樣幫大家、幫台灣，找到正確的思考方式。
寫這本書的動機，也是因為對生命種種無奈的理解和接受。
在人生的過程中我慢慢體會到：許多事無法一個人完全掌控。要完成一件事，牽涉的，不只是一個人的認知，還要群體的完全瞭解。